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故事，它太过离奇而诡秘，以至于我不断地相信又不断地怀疑。
在我写下这一行字之前，我一度怀疑我所要说的一切，都是我自己的妄想。为此，我不止一次去过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诊断。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：我说的东西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真实，还是我的幻梦。
于是我每次去找心理咨询师，都只是选择性地向医生透露自己的信息——譬如出生日期，爱好，工作相关等等——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息，并不能对病情的诊治起到积极作用。我相信医生也看出了我的敷衍和刻意隐瞒，不过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诊断我为轻度抑郁症，开了药让我自行回家治疗。
一个人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有问题呢？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没有问题？ 我没有办法证明，所以只好遵照医嘱，定时定量服用治疗药物。
不过，我虽然怀疑自己有妄想症，但很明显，我不是幽闭症患者。我需要说话，需要倾诉，需要被人理解。但我又不能向周围的亲人诉说我的苦恼——我可以自己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，但并不想所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精神病，那样我会被家人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的。所以，我决定在这里讲出那个故事。那个我曾经答应某人要如实记录的离奇故事。
我叫古重，现年三十二岁，自由作家，兼职诗人，多年以前曾是一家知名杂志社的记者。故事开始于十多年前。
二零零五年的秋天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采访了一个很神秘的人物，正是因为这次离奇的采访，我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师，调节自己的问题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二零零五年九月，我当时还是一名刚毕业的实习记者，月薪两千不到的小基层。却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——我们杂志社的总编，那是一个实习记者远远不能接触到的领导。
我很意外，但他很平静。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——采访某人，并为其撰写回忆录。我很讶异，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？业内人士应该清楚，撰写回忆录这种事，依据对象的不同，或商或政，只要是为有地位的人物服务，撰写者通常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。而一个工作不超过三个月的实习记者，怎么说都不太可能有机会接到这种美差。
事有反常即为妖，我心里拿不定主意。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的，我们杂志社怎么说也是国企，里面一些门门道道我都还搞不清楚，我一个实习记者要是不小心卷入什么公司高层的斗争，那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我踌躇了一会儿，最后狠下心，隐晦地把自己的顾虑透露给总编，暗示自己并不想接这个任务。
总编是个看起来很斯文的年轻人，戴一个金丝眼镜，说话不急不缓，很稳重的样子。我只知道他姓赵，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毕竟一个杂志社那么大，我一个实习记者还接触不到总编这个层次的人。
赵总编听完我说的话，笑了笑，并没有解释太多，只是告诉我，这次的采访报酬很丰富，希望我好好把握。至于斗争什么的，他没说，但明里暗里的意思我看明白了——我这样的小虾米，还够不上斗争这个词。
公司里有不少关于这位赵总编的传言，我也多少有点耳闻，例如红三代，高干子弟，军转干部，手眼通天……总之就是很有背景能量的那种人。据我观察也确实有一定可能，毕竟赵总编来了之后，我们这家国企背景的杂志社，一反整个国企大环境萎靡的现状，生意不退反进蒸蒸日上，不得不说，可能确实是这位赵总编出的力。
我想了想，最后判断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事，毕竟我只是一个行业基层记者，大不了不干了就是了，没什么人有理由整我，更何况是赵总编这个级数的人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采访，毕竟我还要养家糊口，报酬丰厚的活，对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。
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件事满是疑点，最简单的——公司那么多业务精英，手底下也是一大批精英记者，这么重要的采访，怎么就会落到我这样的小虾米头上？我不知道，当时的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。而正是这些疏忽，导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轨道。
在和赵总编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吧，他让秘书通知我现在就出发采访，让我收拾一下，车在公司楼下等着。我没想到采访来得那么快，匆忙收拾了一下，带上速写本和笔，就跟着他下楼了。下楼之后我终于开始觉得，事情有些特殊了。因为我看见，来接我们的车，挂的是白牌——军E-xxxxx——上面两个字是红色，下面的数字黑色。
惨白的车牌在阳光下有点晃眼，我直觉这件事好像有点偏离我的预料了。车旁边还站着一个很年轻的少校，我估计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，这个人看上去很平和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锐利的气质，很奇怪的感觉。
赵总编径直走向这辆车，没跟我解释什么，我也不敢问，只是跟着他。但到了车边之后，他并没有上去，让我在后面等着，自己走到一旁，跟那位少校说着什么。我不敢靠的太近，他们的声音也有点小，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两个词——“妥协”、“功过”。
这什么意思？我想了想，发觉信息太少，根本就无从判断。我的思绪没有飘的太远，因为赵总编和那位少校的交流很短促，一两分钟就说完了。“你就跟他去，怎么做有人会跟你交代的。”赵总编走到我的身边说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递给我两张卡，“一张是建行卡，里面有二十万，这是他们预付的订金，你收好。”二十万！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！我心里一惊，一股热血直冲上脑门。
我生于四川遂宁，家在农村，那时家里父母长年在广东那边打工，做纺织工人，一年到头有个两三万收入都了不得了。我是一个并不甘于平淡的人，所以大学一毕业，即便在毫无关系背景的情况下，依旧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，为的就是出人头地。可是生活哪里有这么容易，一进杂志社大家都是底层员工，一个月有个千把块钱工资已经算可以了。二十万，我得挣到猴年马月去？
那时候的我，还是太年轻，眼睛浅只看得见眼前看不见身后，刚刚步入社会，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，几乎立刻就对这个采访再没有半点怀疑，并且心甘情愿去做。我当时甚至有种错觉，如果赵总编这二十万是用来买我的命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。我心潮翻涌，几乎被这突然而来的金钱冲昏了头脑。可是，赵总编却根本没理会我的想法，只是自顾自对我继续叮嘱着。“另一张卡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出了什么问题，可以打电话给我。”说完这番话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大步离开了。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，最后颤抖着把银行卡收起来。另一张卡片静静躺在我的手中，那是赵总编的名片，没有什么头衔地址之类的花哨东西，只不过有一些纯金色的花纹，金底黑字，做的很简约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：赵川，138xxxxxxxx。原来他叫赵川。
“同志，上车吧。”一个声音将我惊醒，我抬起头，发现是那位年轻的少校。我略带歉意地对他笑了笑，跟着他走向了那辆黑色的军车。上车之后，我发现车里已经坐着一个司机了，面色冷峻，身姿笔挺，穿着一身迷彩服，不过没有军衔，我无法判断他的级别。我被安排坐在后排，那位少校坐在我的旁边。
一上车，我正准备开口，那位少校抬起手阻止了我。他很温和地对我说：“同志，根据规定，我不能对你传达命令或指示，你的任务另有专人负责。你也不能讯问任务内容，我只负责护送你到任务执行地点。”
这位少校的话语很平淡，说话的时候一直直视我的双眼。我很不适应他说话的口气，好像只是在念一篇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稿子，严肃而呆板。同时他话里的“任务”两个字，透露出的那种军人特有的不可违背的信念，更是给我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——我只是个平民，不是军人。
总之，这段话让我无所适从。最后，他拿出一个黑色头套，递给我：“这是基于某些程序的需要，希望你能配合。”我懂他的意思，默默接过头套罩在自己的头上。随后，世界一片漆黑。“老范，去功德林。”我能感觉到车开得很快，很稳，但很可惜，我看不见沿途的风景。
车开得很平稳，但我耳中的声音从一开始的嘈杂喧嚣，变成三三两两的汽车呼啸和鸣笛声，到了最后竟然又转变为一片静谧。我只能听到低沉的发动机旋转的嗡嗡声。一路上，我旁边的少校和前排的司机都没有说话。如果不是他们还有平缓的呼吸声，我简直要怀疑自己坐的是一辆幽灵车了。
我也不能说话，只能等待，这感觉很难受。但我别无办法，只好紧紧捏着自己手中的速写本，我能察觉自己的紧张——我的双手渗出的汗液，已经要把速写本的封面浸透了。在这等待的过程中，我的心一点点冷下来，尽管身体的紧张不能控制，但我还是开始思考这个所谓的“任务”到底是什么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绝不是普通的回忆录撰写这么简单了。
作为一名记者，虽然是刚入行不久的小虾米，但平时跟着领导也经历过不下五次的人物专访了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会和采访对象事先沟通，约好时间和地点，到点了我们自己开车赶过去就行了。而且我们是事业单位，正儿八经的政府背景，采访对象一般都对我们保持很友善的态度，一路上的吃住行，整个采访过程基本都招待得很周到。但现在，好像不是这样了，这绝不是一次寻常的采访。哪有记者还要被罩头套的？又不是犯罪嫌疑人。
而且我们坐的这辆车的规格，以及旁边那位少校对我的“接待”，这些不合常理的东西，真的让我有一点害怕了。我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毕竟军方不可能迫害平民，而且人家出动这么大阵仗，要说为了把我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样，我想也是不可能的。我的恐惧来源于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，将要面对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人的一切恐惧，都来源于未知。
我的脑袋里杂七杂八的思绪搅成一坨，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已经浑然不觉。直到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我才陡然回过神来：“恩？怎么了！”黑头套被人掀起来，我眯了眯眼睛，有点不适应。望向窗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都黑了，外面只有星光和旷野。
车门已经打开，那位少校正在看着我：“同志，我们到了，请下车吧。”这就到了？我的脑子里刚闪过一丝疑惑，人却已经不自觉地跟着他下车了。哪知道我刚一下车，整个人却差点摔倒，幸亏少校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我。“路上没有活动腿脚，坐久了，腿有点麻。”我干笑着向他解释道，毕竟男人腿软，实在有点丢人。
少校看了看我，出乎意料地笑了笑，表示理解。随即开口道：“我们先在这里站几分钟，接你的人马上到。你可以先活动一下腿脚，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有些严肃，“不过动作的幅度不要太大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没心思回答他，随后开始弯着腰揉腿，不时甩动大腿，舒缓血液。我一边缓解自己的身体，一边抬起头观察四周的环境。
我第一反应是顺着车灯往前看，发现车停在栋建筑面前，好像是个大门，里面是个很黑的院子，看不清楚。我抬头想看看这地方的名字，发现上下左右都没有名称，只有大门上方是仿古的飞檐样式。正当我四处打量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一点玻璃的反光，一闪即逝。那是什么？我循着那个方向看过去，突然发现一个小圆圈，我定了定神，借着车灯散射的光芒定睛寻找。
哗！ 等我看出那是什么东西之后，全身一滞，甩腿的动作僵硬地停在半空，全身上下一层层冷汗止不住地冒出来！枪！狙击枪！艹！一把大狙就在不超过一百米的范围内瞄准我！
在枪口的瞄准下，我至少呆滞了一分钟，但这一分钟让我觉得简直比一年还要漫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把狙击枪好像重新隐没在黑暗中。我在震惊中收回目光，看着旁边的少校，却发现他以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情望着我：“都给你说了，动作幅度别那么大。”
我深深地吸气，自己站在原地深呼吸，闭着眼睛平复心情。一个人被枪指着是什么感觉？一颗子弹只需要0.01秒，就可以让一条鲜活的生命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而当你就是那条生命，这感觉你能明白吗？呼，我长长地出着气。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已经大半被冷汗打湿，很不舒服。
“我们还要等多久？”我心里不舒服，冷冷地问。那个少校没有立刻回答我，只是看了看手表，过了大概两分钟，他终于开口：“已经来了。”他没有多说，只是大步向前，我也紧跟着他的步子。走近了才发现，原来这里有岗亭，里面站着一个执勤的士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身穿警服的人在等着我们。少校同志没有和这位警届官员过多寒暄，只是进行了简短的交流，并将我这个人“移交”给了对方，仅此而已。过在他们的谈话中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来的这个地方，好像是一个监狱。
我本来猜测这里应该是个军事基地的，狙击枪暗哨，士官卫兵，只有身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军队才有资格这么做，而且我的印象里至少也要是野战部队才有这样的配置。不过监狱倒也是一个不算太令人意外的答案，警察管理，武警守卫的标配。才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发觉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好像已经提高了一点了，至少没那么恐惧了。
我并没有过于靠近少校他们，毕竟刚才出现的那把大狙实在令我有些不安。好在他们的交流时间也不太长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那位少校和中年警官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。“同志，我就送你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事情，由李警官跟你交代。”少校转过头来，面色郑重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再见。”
再见！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辆军车越行越远，直到两点银白的光芒隐没在漆黑的夜色里。夜色苍茫，大院外的旷野一片漆黑，只有我身后的岗亭处还有着灯光。呼，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转身跟着那位李警官进入了监狱。
当监狱岗亭的栅栏缓缓闭合的摩擦声响起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好像我已经彻底不属于从前生活的世界，我的生活好像被什么东西拦腰斩断，往前走，全是未知。
身份审查，探视人员登记，收缴私人物品。过了这三层之后，我在监狱里见到了我要采访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，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我觉得跟我的年龄差不多。他的相貌并不出众，有种很干净的气质。但与众不同的一点是，他的眼神里却好像有些很沧桑的味道，这种气质与他的年龄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承认，我看不透这个人。当我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也在仔细观察着我，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，会客室里很安静。
良久，也许过了五分钟，也许半个小时吧，我开始觉得很难受。这种异样的沉默，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，我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，所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长时间的枯燥的对视。而这个人，我看着他，他还是很平静的样子，饶有趣味地看着我。我知道，他的心理素质一定非常好。
最后，还是我先开口了。我盯着面前这个人，说出了我的第一句话：“他们派我来采访你。”“我知道。”他笑了，他的笑容很平和，声音却非常有感染力：“这是我要求的。”“你要求的？”“是的，我不想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放弃了一些东西，跟他们达成了交换，才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讲故事的权利。”
离开这个世界？他后面的话我没有过多思考，但这句话令我稍感意外。“你，”我听到他的话，迟疑了一瞬。最后还是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要死了？”他笑：“你可以这么理解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是我的习惯性动作，我需要这样一个深呼吸来帮助我平复心情。我决定不再进行这样云遮雾绕的谈话，这种带着来回试探意味的交流，不应该是采访的正常节奏，我要开门见山。
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还没有介绍自己，谈话到现在他并没有透露过他的身份信息，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。“这位先生，您怎么称呼？”“啊，我姓吴，你叫我吴同志就行了。”他好像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对我报以歉意的笑容：“采访开始了吗？”
听到这句话，我下意识地端正了身形，拿出速写本：“恩，只要您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开始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正要开始讲，又停了一下。接着慢慢地从包里拿出一盒烟放在桌上，用火柴点燃之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我看见他的脸上现出追忆的神色，于是那个神奇的故事，就这样伴随着一团飘忽的烟雾，拉开了序幕。
“那是在一九八一年，有个机构重启了整个事件……”“……”“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踏入东海一步了，那个地方……”“……”“在无边无际的大雾中，我们遇到了无法抗拒的力量。”“……”那个神奇、诡秘、不可思议的故事的全貌，就在这个姓吴的男人的讲述里，一步步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。
面对他讲述的那个故事，我震惊，恐惧，难以接受。他的每一句话，都好像从天而降的暴烈雷霆，带着决绝而毁灭的气息，将我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撕得粉碎。那个离奇的故事走向尾声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了。
“我给你说的东西，你如实地记录下来。”这个男人的嗓音已经很嘶哑了，他叙述了整整一个晚上，面上的神色却呈现一种一反常态的红润。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，甚至就连眼睛都不敢眨。我不能相信，这个坐在我对面的人，这个看起来比我都要年轻的人，竟然已经四十二岁了！而他讲述的这个故事，实在是太令人震骇了，以至于听完之后，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身体颤抖的频率，“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出去吗？”听了我的话，他开始笑，笑得很轻佻：“你讲出去又怎么样？你没有办法证明，而且也没有人会相信。”“这是我用很重要的东西做交换，换来的讲故事的机会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很快收敛了笑容。
“我曾经很喜欢听一个人讲故事，他讲的很好，不过我好像没有学会他的这个技巧。所以我虽然喜欢听，但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讲故事。”他平静地注视着我，问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这个故事，精彩吗？”“很精彩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他脸上绽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容。
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于是只好沉默。 他什么都没有再说，安静地抽完最后一支烟，然后从容离开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——大概我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。这次采访的时间很短，只有短短几个小时。但对于我来说，那一夜，他不停讲述，将他几十年的经历全部告诉我，我好像变成了他，经历了整整一生那么久。在我走出会客室的那一刻，我仿佛脱力一般，直挺挺地晕倒过去，我最后能记得的场景，是一个身穿警服的身影将我扶起……
当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公司里的会议室里。我的同事告诉我，我昨晚加班赶稿，就在办公室里睡着了，他们发现之后，就送我到会议室休息。我昨晚在赶稿子？可是我明明记得我昨天被赵总编接走，去做一个采访去了。
没有人为我解答什么，好像他们也不知道采访的事，我这样的实习记者，实在没有什么人会关注。直到同事们告诉我，赵总编前一天已经被调走了，去了另一个单位，昨天就已经办好了手续，离开杂志社了。我有些愕然，赵川，他离开了？
后来，我曾经找过那个叫做功德林的地方，可是即便是在北京城里开了几十年车的老司机，都不知道我描述的地方是哪里。而我们的总编赵川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公司里的传言是他最后调进了某部委，再然后的下落，就不清楚了。
至于记忆中赵川曾经给我的两张卡，我翻遍了全身上下，也没有找到在哪里，可能是在功德林的时候就被收走了吧。一切，都没有痕迹了。我有些恍惚，难道我经历的那个离奇诡秘的故事，只是我的一场梦吗？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了。
时隔多年，我已经结婚生子，升职加薪，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过上了平静却不失幸福的生活。为了这样的生活，我经历过难以言说的苦难，也曾经有热血沸腾的奋斗经历，结交了许多有趣的人物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有时回想这一切的时候，却已经不太记得清那些令我以为会铭记一生的人和事的细节。但唯独在那个晚上，唯独跟我谈话的这个人，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，记得他抽烟时的姿势，也记得他无限追忆和怅惘的眼神。
十年过去了，我不停摇摆着，试图证实那次采访到底是真实还是幻梦，可惜，我没能找到我要的答案。而这次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讲出他的故事，这是我对那个男人的承诺。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了很久，终于开始敲出故事的第一行字：“事情的重启是在一九八一年……”
事情的重启是在一九八一年。这一年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国际的、国内的数不清的大事都在发生，一些人开始站在台前引领国家前进的方向，也有一些人失去无上尊荣黯然隐退……无数复杂却含有深意的事件交相发生，各色人物交替上场，中国的局势越发复杂。
